关于唐山地震遗址公园设计的问答——接受《幕墙设计》杂志社主编唐琦专访(2010年)

2010-10-01 13:07

关于唐山地震遗址公园设计的问答——接受《幕墙设计》杂志社主编唐琦专访(2010年)


唐琦:在最初接到这个设计任务(或竞赛题目)的时候,你是如何理解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袁野:最早在建筑学院一楼的信息栏上看到竞赛发布的通知。我觉得这个竞赛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公园纪念的应该是普通人,而且是因灾难而失去生命的24万普通逝者,而不是纪念英雄。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唐琦:据了解,这是你的第一个独立设计任务,你接手这个项目时候的心情如何?尤其这个项目的背后是发生在1976年的那场灾难,当时估计你还没出生,你是如何理解那场灾难的?

袁野:我是1975年12月出生,地震时还不到一岁,当然没有任何印象。我只是通过父母的零星回忆对这次地震有一点了解。准备进行设计之前,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关于唐山地震的资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图书馆借到作家钱纲写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看过后受到很深的震撼。那一切是我从来都无法想象的,我觉得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唐琦:唐山地震遗址公园项目的核心,是纪念墙部分。该部分前后推出了2-3个设计方案,有玻璃幕墙的,也有最后定稿的石材幕墙的。站在建筑设计师角度,你个人对这几个不同类型的设计方案有何评价?你自己更倾向于哪种方案(为什么)?如果说你心仪的方案最终没被选定,你能否站在评委会或用户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袁野:最初的方案是玻璃墙,从设计开始我就认定要用玻璃墙,否则我不会选择以纪念墙作为公园的主要纪念物,因为确实石材的墙体过于普通。而且我曾认真研究过很多经典的石材纪念墙的设计,包括林璎设计的美国越战纪念碑,我觉得难以超越,尤其是越战纪念碑,完美无缺。但是,如果是玻璃纪念墙就不一样了,因为玻璃具有通透和反光的特性,它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是石材不能比拟的。我们设计了平行的两道玻璃墙,之间留出3米的通道,人可以在玻璃墙之间穿行,这样刻满名字的纪念墙两侧的水面和树林与参观的人都会由于光的存在而叠合成动态的影像,所有的景致都会浓缩在墙上。而这会产生一种生者、死者以及天空和大地的共鸣。我觉得会达到这个效果,如果建成的话。

   然而在方案被选中后的深化阶段,就不是我个人和设计团队自己的事情了,必须要听取政府和百姓的意见。市政府开了几次规委会与我们讨论公园和墙的设计。方案在规划局进行了公示,很多市民都留下他们的意见,规划局把这些意见汇总后发给我,我认真地看过这些意见。要知道,这不是为建筑师个人设计的纪念碑,而是为那么多死难的人和更多要纪念他们的活着的人设计的纪念碑。在修改过程中,我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和抉择。这种感受以前也曾经历过,但都没有这次刻骨铭心。那段时间,我在梦里都在挣扎。我可能太看重这个设计了。

    对玻璃墙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坚固性和维护的成本上,而不是建造的成本和技术的难度。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纪念性”理解的差异。当然还有工程时间紧迫的因素。

    最后决定用抛光的黑色花岗岩墙,幕墙公司提供了许多样块让我们选择。我提出的要求是要具有高的光洁度,要像一面黑色的镜子能够反射人和景物的倒影。没有任何装饰,要极其干净的效果,如同巨大的极简主义雕塑,然后把名字刻上去,并呈现出匀质化的特征。


唐琦:这个建筑项目是一个被用于寄托人们感情的载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情,而且情感是变化的。你如何站在参观者和体验者的角度,去设计这个项目?你想和他们达成什么样的情感共鸣呢?

袁野:我想,参观和纪念是一个过程,所以设计一定要把握住人的情感变化。设计中将主入口设在距离遗址最远的东南角,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基地的纵深以建立足够长的纪念之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墙体的总长度。为什么要那么长,要走几百米的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人的情感的酝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空间的序列是这样的:人在公园入口首先进入一个下沉的广场,当人向下走的时候,情绪会变得低沉而平静,这预示着一段不寻常的纪念之路的开始。下沉广场角落有意种植一棵银杏树,在空旷的广场上颇具意味,也暗示了对纪念路尽端水面上那两棵树的关联。转过刻有“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的矮墙,出现一个废墟广场,这是这场灾难在公园里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起到一个点题的作用。再转过去,是一堵刻有纪念铭文的黑色混凝土墙,大面的空白会有助于清除人情感中的杂质,注意力开始转向纪念墙。在这漫长的纪念路上逐级而上,顺着巨大的纪念墙一直走,而一侧的水面会渐渐呈现(入口和前三段纪念路在水面标高以下),另一侧的树林会通过墙体之间的狭缝反复出现。我想,这段路程一定是令人难忘的。纪念路和纪念墙的尽端是纪念广场,展现出遗址的全貌。地震纪念馆和科普馆也建在这里。有一段地震时被震弯的铁轨铺在水面上,并消失在水中,可以顺着它走到水面中央。地震时它就在这里,而现在则以一种陌生化的令人惊奇的姿态出现,增加了铁轨的象征意味。两棵树留在水面上,在视觉上将在铁轨的两端联系起来,并与入口下沉广场孤植的银杏树形成时空的对照。当由纪念路转向广场并回望,形成一个以纪念墙为边界的广阔场景,而背景就是遗址,这一切让人在直接感受地震破坏力的同时,会对生命和自然的关系有所反思。

这有点像电影的长镜头的手法,也许与我喜欢电影有点关系。

唐琦:这个项目的设计和施工过程,经历了许多曲折。你前后去了数十次现场(工地),每次去,你都有什么样的感受?

袁野:建筑师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孩子,我也一样。我渴望看着他一点一点从图纸变成现实,同时也一直有一种恐惧和紧张的心理,我怕他出生后长得不好看。这种担心随着工程的快速进展与日俱增。我们在施工前几天还在调整细部的尺寸,斟酌比例和尺度关系,深怕出现不可挽回的错误。施工的效果很多地方应该说不很理想,很多地方成为心里永远的伤痛。我必须承认自己的经验不足,我也知道,这些痛苦是一个建筑师成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回想起来,我本应该投入更多,更谨慎,更坚持,请教更多的专家,再多一些推敲,这样就能让最终的建成效果更好。


唐琦:项目落成之日,你的心情如何?

袁野:很平静。

   
唐琦:站在现在,回望当初,这个项目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自身有什么样的改变?

袁野: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经历了这个项目,我成熟了许多。实际的工程与当初概念方案的设计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成熟的建筑师绝不是只会做好方案的,而是能够把控项目的整个过程的,尤其是建造的过程。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特定时期,想建成一件高品质的建筑作品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建筑师付出极大努力。除了弥补专业知识上的不足,不断增加工程现场的经验,同时更需要进行项目组织的能力和沟通的技巧。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顽强的意志,你不能一味妥协,也不能坚持一切,但你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在设计之初就要明确这些原则,以保证设计思想的贯彻。


唐琦:作为一个中国顶级名校的建筑设计师,能否站在你的角度,就当下中国建筑幕墙设计和技术领域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对于幕墙设计师群体,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么?

袁野:幕墙于建筑,如同衣服于人,是直接彰显建筑性格的建筑元素。同时幕墙也往往是先进建筑技术的体现。现代建筑的技术和美学发展同幕墙技术的进步有很大关系。无论是卢浮宫的金字塔还是国家大剧院的蛋壳,幕墙技术所起的作用都是关键的。建筑师应该感谢幕墙设计者,是他们帮助建筑师实现了建筑中最为重要的个性表达。

我想,建筑师要与幕墙设计者紧密配合,理解幕墙技术和表现力的关键之处。幕墙设计者也需要尽力配合建筑师对建筑性格的表达,尤其是体现建筑的精神内涵,以提升建筑的整体品质。


唐琦:你认为设计的创造性是如何产生和表达的?

袁野:建筑设计中的创造性是在限制中产生的。基于建筑项目特定的条件,加以巧妙的利用,并能够有效组织这些条件因素和提升其精神内涵。条件本身是无优劣高下之分的,所以,重要的是建筑师对项目整体的理解。其中,对于基地潜力的挖掘和对基地特征的提炼是至关重要的。在地震公园的设计中,基地有两条隐含的“轴线”:一是原址上的铁轨,相对较为明显。而另一条是从基地东南角到遗址的线,这是隐含的线,需要设计者去发现并加以强调。两条线将基地自然分成四个部分:水区、林区、纪念广场、碎石区,并最终交于一点,正是地震纪念馆的位置。当然,不同的设计者会对基地有不同的理解,但发掘现状条件中隐含的设计机会确是创造性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