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的工作室——共生与独立-接受上海《设计家》杂志专访（2013）

沉迷于文学和戏剧的建筑师

《设计家》：您是怎样对建筑产生兴趣的？在学习建筑的过程中，哪些人、哪些经历曾对您形成较大的影响？

袁野：我觉得我选择建筑师作为职业确是受到父母的影响。我父亲是高中物理老师，母亲是初中数学老师，但我对语文、历史这些文科更感兴趣，因为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安徒生童话》和《鲁滨逊飘流记》就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另外他们都是手很巧的人，尽管不是艺术家，但对于“美”的感觉非常好，兴趣也十分广泛。我童年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我父亲亲手做的，他也会修理当时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我记得他在院子里做家具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拣剩下的小木块搭积木。而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我母亲亲手做的，她做的衣服真的比商店里卖的衣服还要好，我觉得如果她不做教师，一定会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家。对原始和自然的热爱也是源于我父亲，他经常带着我到人迹罕至的山林和荒野里，到偏僻的乡村里，到几乎所有当时家乡周边能够到达的湖泊去钓鱼。我觉得小时候的这些经历培养了我的野性、想象力和浪漫的情怀。他们的独立人格和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我，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令我获益匪浅。

高中二年级，那时学习还不是太紧张，我经常到学校附近的新华书店去看书，就是乱看一气那种。很偶然，一次不经意地在落满尘土的《建筑师》杂志过刊那里随手抽出来一本看，很惊讶地发现，建筑，竟然很“文”！。我记得有一期的主题是“建筑与文学”，这颠覆了我当时对于“建筑”的看法。我还看到一本《环境艺术》杂志，只出了一期，里面有张永和写的一篇文章——《电影与建筑》，那时他还在美国读硕士，而我对电影本身就很感兴趣，还梦想过当电影导演。那篇文章我反复看了很多遍，我真的没想到建筑与我的兴趣离得这么近，而且可以那么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建筑学”，好感就一下子产生了。后来上大学报志愿，全部是建筑学专业，别的专业根本就没考虑。

在大学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文学和戏剧，整天不上课，泡在图书馆里看与专业无关的书，那是我大学期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建筑设计的成绩却很一般，因为投入的不够，好像兴趣点转移了。那时喜欢读顾城、海子等朦胧派诗人的诗，也写了一些肤浅的酸诗，读川端康成、萨特和罗兰巴特，读各个版本的歌德传记，也很认真地读过曹禺的戏剧作品，研读过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对西方和中国当代实验戏剧也有一定的了解。还自己尝试着写过几个小的剧本，我记得其中一个是电影剧本《硬币》，表达一个叫小白的青年人一种矛盾彷徨的人生状态。还有一个话剧《穿裤子的云》，和几个热爱戏剧的同学自编自导自演，我在里面演一个因失恋而成长并最终找到自我的“诗人”，而剧中的诗已是我作为文学青年的“天鹅之歌”，从此之后不再写诗。本科快毕业时，我竟然跑到中央戏剧学院企图报考导演系的研究生，差点放弃建筑了。直至今天，我依然认为自己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有一定天赋。但人生总要做出抉择，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建筑。

大五在家复习考研时，旁边有一个高层办公楼的工地。突然有一天，黄昏时分，夕阳下它那巨大体量的剪影不知怎么的就打动了我，我觉得盖房子这事儿还是挺伟大的，做一个建筑师也挺有价值的，既然自己选择了它，就应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我于是决心专注于建筑，决心把这个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这样，我的兴趣点又回到了建筑，再也没有移开。

    研究生期间，我开始对密斯和路易·康发生浓厚兴趣。我也曾多次独自旅行，到南方考察传统民居和古典园林。那时的兴趣虽已回到建筑，但依然很广泛。研究生一年级时还搞过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作品——“七子之歌”以纪念澳门回归。研究生二年级时，我参加了一次由美国“中国建筑促进会”主办的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在高手如林的参赛者中幸运地获得“王嘉廉建筑奖”，也是获奖者中最年轻的建筑师。这个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感觉自己仿佛找到了通往建筑理想的那扇门。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城市旧工人居住区改造的研究，为此进行过大量的社会调研，并从那时开始关注建筑的社会学价值，关注城市住区，进而开始关注城市。

2005年至2010年在清华读博士的几年中，我的导师王路教授对我影响很大，他思考问题的高度和角度，他对建筑的热情，他对人的真诚态度，乃至他温和的说话方式都对我影响至深。我曾跟随王老师参与过各种类型的建筑设计，也曾跟随他到德国考察现代建筑，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幸福而珍贵的人生经历。他从来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很自然地引领你进入美妙的建筑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我也由此受到他的影响而逐渐建立了对于什么是“好建筑”以及什么是“好建筑师”的标准。

另一位对我有影响的老师是周燕珉教授，她是我国住宅设计领域的权威之一。周老师于我有知遇之恩。我从周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然也包括如何做人。我曾跟随周老师进行过大量的入户调研，完成调研报告，也曾在她的指导下完成关于“儿童户外游戏环境”的研究。我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领悟就是住宅设计要从生活出发，最后回到生活，图上的每一笔都是对生活的发现和理解的反映，我认为这也应当是建筑设计的真谛。

回过头来看，在清华的几年是一个“悟道”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可能我职业的轨迹会完全不同。

职业摸索中打造与“大院”共生的A6建筑工作室

《设计家》：请简单谈一谈您毕业后的职业经历。

袁野：2002年硕士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应聘到一家香港事务所在上海的分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以大型居住区规划和商业住宅设计为主业的事务所。在这里，我必须能够快速地做出一个住区的规划，做日照分析，再调整规划，有时竟然几个月都在用日照软件做日照分析，枯燥得接近崩溃。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设计各种房型，反复修改直至业主满意。这样下去一年，我感觉自己渐渐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而建筑设计成了一种重复性的产品生产劳动，我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会废掉。但也有收获，比如我深刻地体会到建筑设计的服务业性质；我懂得了团队协作和技术管理的重要；也磨练了自己的韧性，学会调整心态去应付各种局面。但最终，我选择离开，因为在我看来，建筑理想是无法在这里实现的。

后来，我又折腾到北京，进入一家大型的国营设计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希望积累一些工程经验。2005年，我放弃了工作，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只是因为想花几年时间再读点书，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希望想清楚了再行动。除了读书写论文听讲座以及跟随导师做设计之外，博士期间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在2007年中国建筑学会组织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的国际竞赛中，我和伙伴的方案幸运地在来自17个国家的276套方案中获得第一名，并作为实施方案，最终建成。因为在其后还成为了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结尾剧照，让这个设计广为人知，也成为了我真正意义的建筑处女作。尽管由于工期紧张和经验不足，造成这样那样的遗憾，建成的效果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但这对于我来说，依然意义重大。从这个项目，我开始理解和参与到建筑设计及建设工程的全过程，也对大型公共建筑，尤其是具有纪念性的文化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建筑之路。

《设计家》：A6建筑工作室的成立，对您的设计和日常工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成立工作室之前相比，您对于建筑设计的理解是否有所变化？

袁野：2010年底博士毕业后，经过中建设计集团（直营总部）专业院院长徐宗武博士的推荐，我来到中建设计集团，成立了A6建筑工作室，是设计集团总部专业院的第六个建筑工作室。从一个博士研究生到一个设计团队的建立者、经营者和管理者，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跨越。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也没有项目。但设计院毕竟是一个大的平台，这与完全独立创业是不同的，你可以借助它的品牌优势和技术资源，渐渐地成长起来，就如同一个被孵化的过程。即便这样，第一年对我来说还是很艰难，但挺过来，第二年就好了一些。毕竟，我对于自己的设计实力是有充分信心的，我相信只要有机会，就有可能做好。我心里也很清楚，适应一个新的角色是需要过程的，我也做好了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希望迎接各种新的挑战。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工作室中，团队也经过长时间的磨合逐步成型了，小的团队也融入了更大的团队之中，这时就具备了做大项目的条件和底气。

我对于建筑设计的理解也一点一点发生变化。我开始学会以一种比较全面的视角和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设计，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偏执和理想化，因为毕竟首先要生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的生存。我理解了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平庸”的建筑，甚至很多这样的建筑都出自大院和“大师”之手，也明白了贝聿铭所说过的只有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做不喜欢做的事，才有机会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喜欢的事的道理。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当你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时，你必须承认，建筑设计的过程确实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但妥协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同时，在设计院这个体系里，或者说在体制内，如何实现建筑理想，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也一直警惕自己的思想变化，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做漂亮“行活”的建筑师，我希望自己和团队的成员在成为职业建筑师的同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而不是随波逐流。

《设计家》：您觉得像您目前这种状态相较于外面那种单独做工作室的，各有哪些利弊？

袁野：据我了解单独开事务所是有一些短板的。首先是技术支持的缺失，这是非常现实、非常直接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成立早期，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不太好解决的。

第二就是你自己必须独自面对市场，生存压力需独立承担。而在大院的话，能得到相应的支持，这对建筑师的创作来说就有好处，他们的心态也会相对从容，对项目的选择余地也会比较大，不必纯粹为了挣钱而取舍项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才招聘。在一个独立的事务所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人才来源是有问题的。大院的平台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不错的福利待遇、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接触到大项目的机会、有经验的建筑师的帮带等等，这些对人才的吸引以及团队的稳定性都有好处。

《设计家》：对于工作室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的设计项目类型，您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袁野：我的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都是住区规划方面的，我一直认为体现一个国家整体建筑水平的，不在大型公共建筑，而在于普遍的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的水平。建筑是为谁服务的呢？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住区也是决定一个城市基本面貌和生活品质的关键，更是城市文明的直接物质载体。但中国当代的住区设计更多地受制于商业利益，大多数住区成为“产品”和“商品”，它们孤立于城市结构和环境之外，而放弃了应该承担的城市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公共责任。建筑师，在这个领域往往是无力的。甲方如让我设计一个“托斯卡纳”风格的住宅，我确实难以下手。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要住到山寨版的“托斯卡纳”风格的住宅里？开发商为了商业利益可以这么干，但我不认同。花那么长时间，投入那么多精力，除了挣点设计费，我们还能得到什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建筑师最有创造力的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年，干了这个，必然就不能干那个。这个选择，是取决于价值观的。

工作室现在主要的方向是公共文化建筑，具体说是“教科文卫体”的发展方向。公共建筑，有公众参与，让更多人能够使用、体验，这种社会价值的实现让建筑师有一种成就感。住区规划，如果不是简单地设计一个“产品”和“商品”，外加一个漂亮的包装，而是有机会对城市做出贡献，我愿意做一做。

《设计家》：能否谈谈您目前的工作状态与在工作室中的角色？对于工作室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计划与愿景？如果让您描述工作上的压力，您认为它们会主要来自于哪些地方？

袁野：我现在的主要角色是工作室的经营管理者，也是工作室几乎所有设计项目的主持人。我并不擅长“跑市场”，这也决定了工作室以设计和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对于项目而言，重要项目我会从概念方案开始一直控制到施工图的全过程，甚至每个细部节点。有些项目只是提出设计概念，然后给工作室的骨干成员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设计并承担专业负责人的角色，我则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我对于工作室的发展并没有十分具体的计划，但我希望能在未来几年之内培养出一个在中国建筑设计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出类拔萃的团队，在大型公共文化建筑领域的设计上能够更有建树，在国内树立起我们的设计品牌。

工作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业主催图，重大的设计变更，难以确定结果的投标，以及屡投不中对自己和团队心理的负面影响等，对于这些压力，关键是调整心态，坦然接受现实，然后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争取有利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可控”也会带来很多不可预知的机会，这也是建筑设计工作富有魅力的地方。也有很多情况下，压力是自己施加给自己的，如追求完美的心态，这点就需要自己把握了。有时候要坚持到底，有时候确实需要做出让步。

《设计家》：作为一位长期在“大院”工作的职业建筑师，您如何看待这一工作环境对于自己的设计、思考等所造成的影响？

袁野：刚才提到，大院有他天然的优势，如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人才优势等，就如同一个百货大楼，应有尽有，管理完善，有信任度。独立的事务所如同专卖店。现在也可以在百货大楼里开专卖店。我们的工作室类就似于在百货大楼里开专卖店。你一方面要遵守百货大楼的规则，另一方面，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不同的设计院可能模式有不同，但总是有可能从院级平台获得信息和机会，也有可能利用其已有的品牌效应得到一定的关注度。我愿意把这看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但遵守大规则，必然是以牺牲一定的自主性和个性为代价的，我觉得，这种代价越小，建筑工作室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就越强。设计院一方面应放手，不要限制过多；另一方面将平台打造好，包括技术管理体系，工作环境，大的企业文化等。但同时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提供和经营平台，而是应该充分利用工作室的积极性，强化每个工作室的独特性，并在工作室的市场运营、管理和技术支持上予以相应的帮助，将有特色和潜力的工作室做重点培养，在大品牌下建立一系列的子品牌，如同在一个大花园里需要培育出少数奇葩。

对于设计机构的发展，我认为单单依靠“跑市场”是无法建立品牌的，品牌还是要通过对“设计”和“创新”的不断投入，在市场中依靠设计实力并通过激烈竞争取得。设计院自身的“生产”属性，追求“产值”的天性确实与真正的“创新”会发生矛盾，但设计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设计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能力”，其服务业的性质也是需要创新方能赢得市场，本末不应倒置。在当今信息化如此发达的中国，建筑设计行业也已经面临的是全球竞争的状态，设计项目复杂性的提高，业主的眼界和鉴赏力的提高，公众的建筑批评意识的提高等等，这一切已经大大提高了对建筑设计的理念和技术的要求，也提高了对建筑师和设计机构创新能力、技术实力、组织能力以及市场应变能力的要求。唯有深刻理解“创新”，并且不断“创新”才是设计生产的真正内在动力，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品牌价值。

公共文化建筑要很好地表达公共性和文化内涵

《设计家》：请谈谈您近些年来比较重要的项目。

袁野：我们还处于起步期，大量的项目是竞赛方案，真正实现的项目还不算多。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是我博士时期的作品，各种媒体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就不细谈了。但这个项目对于我理解公共建筑及景观，理解如何通过建筑实现纪念性和人文精神的传达具有很大帮助。

唐山市图书馆是我继唐山地震遗址公园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项目，目前施工图画完了，面临开工。这个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在建筑内部形成逐级升高的开放阅览和交流的平台，同时内部公共空间与外部的文化广场及南湖的大景观和形成内在关联，真正体现了图书馆的公共性。还有就是对于重要的城市文化建筑，我认为应该具有一定的纪念性，在这个案子中体现出来了。

杂多县文化中心是青海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的项目，设计着重于地域和民族文化的表达，“城市舞台”的概念强调了城市开放空间的重要性。安徽亳州体育馆是一个刚刚中标的项目，希望通过简洁的形式阐释体育精神和城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使之成为亳州市的标志性建筑和城市新名片。

《设计家》：亳州的传统文化非常丰富。

袁野：是。我们比较擅长将文化性和现代建筑相结合，而且不采用那种特别明显直接的传统符号。当时这个项目有七家竞标，因为亳州是药材之都，芍花是她的市花，有的方案比较直接，就把它做成一朵花。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抽象一些。最后这个方案得到认可，说明我们大的思路是对的。建筑师所提出的设计概念应该能得到当地老百姓和领导的认可，否则很难实现。但另外一方面你还要控制住，必须有自己的品位和坚持，坚持自己对建筑最基本的理解，不能一味迎合业主的口味。我们对自己比较有信心，虽然现在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说做得并不是太好，但我们还是希望工作室坚持这样一个方向，走出自己的道路。

《设计家》：对于您比较擅长的公共（文化）建筑，有哪些共同的问题是您在设计中特别注意的？

袁野：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形式、另一个是公共性，还有一个是文化的表达。形式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心。关注形式不是不管功能，我们对形式的理解是包括功能在内的，好的形式是能够一并解决功能、技术、美观以及文化问题的，所以说，为一个公共建筑找到一个合理恰当的简洁形式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公共性本应是公共建筑的自身属性，但往往公共建筑并不真正“公共”，与城市之间无相互沟通的界面，空间是封闭的。好的公共建筑应能提供给城市开放的空间，很好地照顾周围的城市环境，并能有机地融入城市结构和市民生活之中。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巨大木质台阶及平台和城市周边不同标高道路的自然衔接，蓬皮杜艺术中心前倾斜的公共广场，柏林波兹坦广场索尼中心的椭圆形巨大开放中庭等都是极好的案例。至于说文化的表达，我们的观点是要让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能够读懂，但又不宜过于直白和符号化，要能有一种布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的效果，造成惊喜和回味，然后让人真正从心底接受这种表达，这一点与戏剧创作是相通的。有些项目，也可能需要挑战人们的习惯心理，建筑师要提出大胆的设计，但要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并有勇气和策略说服业主接受。

关于建筑的“终极”思考之一二

《设计家》：您的建筑理想是什么？

袁野：首先我觉得建筑是为城市服务的，城市比建筑重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建筑的发展很快，但城市建设真的让人失望。我们忘了城市是要为人服务的，也忘了城市应成为群体记忆的容器。当今中国城市缺乏理性的无序发展，人性尺度和公共开放空间的缺乏，对城市历史和人文精神的漠视，这一切让中国的城市逐渐失去灵魂，有些城市也确实已经没有了灵魂。建筑的创作，首先应该遵循城市至上的原则，无论是住区还是公共建筑都应为城市做出贡献，我想，这是一个首要的评价标准，而不是一上来就评价建筑单体的好坏。下一层面，才到建筑本身。好的建筑应体现出“本土”的特征，反映出所在环境的特定性。当然，建筑功能的好用及灵活性也是重要评价标准，这一点也与建筑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是否经过理性的思考过程而产生是有关的。设计的思维和方法对了，结果也不会差。

说到终极思考，我觉得建筑在保证了基本的安全和使用功能之外，核心还是人的精神。它应抚慰心灵，激发情感，让人感知生之珍贵；应让人体会自由的快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快乐，体会人之为人的价值。这不是大话空话，而是我对建筑真实的理想。

《设计家》：我看到您的博客有一篇文章《在柯布墓前》，写得非常好。在您的建筑创作当中是否延续了现代主义的理念？

袁野：是这样的。实际上，在现代建筑师中，路易•康对我影响最大，我虽然没有实地探访过他的作品，但他的建筑理念我非常认同。他启迪人们，对于建筑还可以在那样的层面去思考。他的理念也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筑不能以美丑为论，用漂不漂亮、好不好看去评价一个建筑太肤浅了。建筑可以做得很“丑”，但它可能体现了某种精神，在这个环境中可以感受得到精神上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好建筑。而中国缺少这样的建筑，缺少能给人心灵冲击的建筑，这可能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缺乏有关。我在今年夏天到法国实地探访柯布的建筑，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建筑师。他绝不是只思考建筑的物质层面，他的所有建筑都直指“精神”，是在告诉你，人要怎么“活”，不仅是生活方式层面的“活”，更是哲学层面的“活”。我去看他的朗香教堂、马赛公寓、拉图雷特修道院，你真的难以想象，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筑，现在看来还是那么前卫。更重要的是，它震撼你，让你感受到现代建筑之伟大和一个建筑师的价值。

《设计家》：我感觉您对这些终极问题是很关注的，可能跟您做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有关系。

袁野：做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的时候我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也曾数次到唐山的现场感悟基地潜在的精神，思考建筑如何把纪念性和人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时候我极为欣赏林璎的越战纪念碑，觉得那个建筑太完美了，看到它，我就对建筑有种信心，觉得建筑是可以表达那种巨大的、难以言表的思想和情感，能够将之物化并传达出来，打动人的心灵并引发思考。建筑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所以那时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思考方向，如何用简洁的建筑形式表达复杂深刻的理念。另外这也跟读博士的时候看过的一些哲学书籍有关系，比如叔本华和康德的东西，可能也跟年龄有关系，确实是到这个年纪了，不由自主地就思考这些问题了。

《设计家》：关于年纪的问题您在博客里面也说了，现在去看柯布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年纪（38岁）。您怎么看待建筑师处在这样一个年纪状态，您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袁野：我觉得这是价值观最后形成并完善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你有一定的实践了，有一定的思考，知识结构的基本框架也已建成，应该说可以建立你的方法论了，但价值观的建立有时是需要有人指引的。如果说这时候你还没有方向，那么某些人诸如柯布和康这样的人，他们用一生的经历和作品告诉你建筑是可以做到那个程度的，作为建筑师是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可以做到对城市、对社会、对人类的文化产生影响。当然，那是柯布，是康，是天才，是大师，而且也是历史和时代造就的，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到，但是起码他给了你对建筑的信心。既然选择建筑师作为终生的职业，那么这个职业总要有值得你终生追求的理由。也只有在这个年龄上可以理解这一点，年龄再大一些可能你会发现没有劲头去追求了，而再年轻一点，你的诱惑又会有很多，还要解决很多实际问题，精神层面的思考也达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龄正好。

我的女儿快三岁了，我成立工作室至今也快三年了。真要说影响，可能她对我的影响要超过任何人。她给了我一个动力，我想将来带着她去看我设计的房子，每个房子都可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我得尽力把每个房子都设计得有点意思才行。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给她设计一个小屋，她自己的小屋。